您所在的位置:上伍信息门户网>综合>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作者:匿名 时间:2019-11-03 10:15:47

作者:杨雪冬,中央党史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改革是在改革开放的宏伟背景下进行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升级,改革的主题正在发生转变,改革的内容和关键任务也在调整,以响应人们对改革开放发展的期望,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随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国家治理改革的主题已经转变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过4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就。市场已经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社会在多样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分化。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社会和市场的三元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上层建筑,包括国家,应该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相应调整。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为了理解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我们应该摒弃现代化只有单一模式的思维模式,避免简单地用现代化大国的成功经验来评价中国的行动,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客观地评价已经取得的治理成就,明确区分和分析中国当前面临的内外环境、主要问题和挑战,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题和主线。

就绩效而言,中国的国家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形成了渐进式的变革。然而,经过4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面临着新的条件、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

首先,改革进入了关键时期和深水区。改革的难题不能被逐渐拖延,也不能被渐进式改革所取代。他们必须面对和解决。总书记习近平曾经生动地分析了改革的难题:“轻松愉快的改革已经完成,所有美味的肉都吃光了,剩下的难以咀嚼。”这些问题为“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留下了有限的空间和时间。

其次,就改革的内外环境而言,随着国内社会的多样化、社会差距的扩大和社会矛盾的积累,就更难就改革达成共识。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也滋生了意识形态壁垒和利益固化壁垒。国际社会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对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寄予更大的期望。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心或怀疑。一些长期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国家甚至不时采取一些花招,试图恶化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第三,就促进改革进程而言,存在分散和难以实施的问题。这些部门兴趣浓厚,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管理自己的事务。他们缺乏协调。在一些主要的监管领域,出现了“九龙治水”的现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一些地区和部门“有政策、有对策”,甚至导致“政令不到中南海”。这些问题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性障碍,制约了国家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战略关键时期。能否准确应对这些挑战,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国家治理逻辑的顺利转型可以充分发挥中国应对挑战的制度优势。

国家治理的逻辑在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全面推进了各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确定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2018年3月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明确了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组织体制和方法、运行机制,并通过制度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争议的党和国家机构的关系。党内有关法律法规的颁布,为党全面领导各领域工作提出了基本方针。

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当前国家治理的逻辑经历了两次转变:

一是主题的转变,即从“摸着石头过河”的逐步探索和改革到强调“顶层设计”的全面推进改革。

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相比,“顶层设计”的改革方法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负责改革规划、总体协调、推广和监督,实现了“顶层设计”主体的制度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成立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央领导小组,负责各领域改革的规划和总体规划。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领导小组作为一个委员会制度化。通过定期会议,研究确定相关领域改革的主要原则、方针、政策和总体规划;统一部署重大国家改革;协调和处理具有总体重要性、长期性、跨区域和跨部门性质的重大改革问题;指导、推动和督促中央政府组织实施重大改革政策措施。

二是制定各领域改革的总体规划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重点、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以及路线图和时间表。截至2016年底,已发布419项改革计划。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全面深化改革的主要框架已经基本建立。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措施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第三,推进整体改革。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提高各领域、各环节改革的关联性、互动性和耦合性,加强改革的匹配性和关联性,依法有序推进改革,争取综合效益最大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各地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进行改革。我们不能不了解形势就盲目前进,不能超越中央政府的限制。太多太多,可能适得其反。我们应该有秩序地推进改革。各地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不要急于求成,要尽快推进,不要急于把试点推开。那些在深入学习后进步的人不应该急于成功,那些得到法律授权的人不应该进步。有必要避免在时机尚未成熟、条件尚未到位时仓促行动。我们应该避免太轻太重,关注一件事而失去另一件事,避免以不同的方式做事而相互制约。

加强顶层设计不是放弃“摸着石头过河”,而是对后者进行升级和补充,因为后者是“一种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一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的方法”。一方面,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有规则,要“按照公认的规则去做”,而不是“踩在西瓜皮上,往哪里滑”。另一方面,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阶段性改革开放应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应在推进局部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进行规划。

二是主线的转变,即通过各领域“放权让利”改革,培育和加强社会市场力量,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充分发挥党的整体集中统一领导优势,集中解决改革发展的难点问题,充分调动地方和基层单位的活力。一方面,必须通过政治一体化和多元社会的组织重建来巩固社会共识和加强社会团结。另一方面,必须克服国家治理中的宗派主义、权力下放和政治不忠问题,提高系统执行和国家治理能力。

实质上,主线的转变是对党的领导方式的重新界定,是新形势下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作用的充分发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国家治理改革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调整和纠正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国家、社会和市场的三维结构。

党之所以能够发挥这一作用,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它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最初宗旨和使命,在多元利益格局中具有“压倒一切”和超然的地位。它可以突破意识形态壁垒和各种地方利益的束缚,从全球和整体的角度考虑问题,并规划治理。另一方面,它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一大批党员、丰富的治国经验和强大的政治领导能力。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以及政策和行动的统一协调,可以克服国家治理中存在的分散主义、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进一步确保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改革中一直扮演着设计师、推动者和捍卫者的角色。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改革时强调,在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没有“真正能够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由高度自觉、纪律严明、自我牺牲的党员组成的党”,统一的领导只会分裂,一事无成。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谈到党在中国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必要性。他认为,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是管理这样一个大党和国家,充分发挥中国制度的最大优势,学习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古往今来的崩溃或衰落的需要。“没有党的领导,中国不可能实现所有的现代化目标。国家治理体制和能力的现代化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现代化,而不是任何其他政治力量领导下的现代化。”十九大报告提出“不要忘记你的首创精神,记住使命”,重申了党的信念和理念,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列为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首要内容。作为中国最大的制度优势,党的领导已经写入党章和党章。

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

与以往加强党的领导方式相比,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大以来,加强和实现党的领导一直沿着制度化、法制化、系统化的道路推进。通过加强党内法律法规建设,党在各个领域的领导有了明确的依据,这有利于理清党和政府的关系。通过加强党内报告制度,明确了党对政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等国家机构的领导,有利于消除国家机构之间的结构性隔离。通过推进妇联系统、共青团系统、社会组织管理系统、教育系统管理系统的改革,明确了党对这些自治和专业系统的领导,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这些系统对相应社会群体的吸收、团结和领导作用。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结构性改革,将统筹安排党、政府和军队机构的改革。它有利于提高整个系统的集成性和行动的协调性,从而使中国的系统现代化更具特色。

通过加强党的全面集中统一领导,当前国家治理运行呈现出以下五个基本特征:

首先,有一种国家治理模式,即“一切都在四个方向,必须在中心”。党中央处于中心地位,作为一个领导机关,发挥着无可争议的作用,所有国家机构都履行各自的职责,服从命令。只有党中央有权决定和解释影响全党和全国的重大政策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人民军队、各人民团体、各地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党组织必须忠实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安排。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各部门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组织应当定期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在党中央领导下工作。

第二,委员会的成立,是党在各个领域领导的基本组织形式,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更具体的组织载体。长期以来,领导小组一直是党领导的主要领域工作的协调组织。虽然它在设立上具有灵活性,但其名义合法性、开放性和运作标准化都是不够的。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将进行改革。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将分别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和中央外事委员会。将组建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央依法治国委员会和中央审计委员会,使之成为党领导各领域工作的主要组织形式。通过委员会的成立,可以更好地发挥党的职能部门的职能,加强集中协调,协调系统在这一领域的工作。

第三,通过在各类组织中建立党组织,为提高政治整合水平和政治行动能力提供组织保障。根据《中国共产党领导小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县级以上法院和检察院工作条例》;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机构(街道办事处除外)、直属机构;县级以上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中国的中型企业;县级以上各级政府设立的所有行政部门都要成立党组。经中央政府批准,重要的民族文化组织和社会团体也可以成立党的领导小组。根据《中国共产党党支部工作条例》,凡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的企业、农村、政府机关、学校、研究所、社区、社会团体、人民解放军、武警连(中)队等基层单位,均应建立党支部。面向大型和跨区域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市场、商业区、商业建筑等。,符合条件的,应当设立党支部。6个月以上的项目和工作项目,符合条件的,应设立党支部。不同类型的党支部有自己的关键任务。这些措施促进了“党的工作进展到哪里,党的组织就覆盖到哪里”这些分散在各个社会单位的党组织有利于在多元社会中实现政治一体化,有利于促进社会自组织和政治认同。

第四,建立了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推动国家治理改革的治理机制。作为一个长期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提醒自己保持革命,敢于进行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全面严格治理的制度化、精细化和操作化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加强政治责任和责任、管理“关键少数群体”、各级施压、加强问责和惩处等措施,党在遏制腐败、规范官员行为、改进干部作风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它突出了党的自我革命在领导社会革命中的作用,为全面深化改革注入了主要动力,有效促进了各领域治理问题的解决,体现了党的领导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独特优势。

第五,在国家治理的理念上,更加注重中国内生国家治理资源的延续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执政党对悠久的历史资源和丰富的治国经验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将历史资源的挖掘和利用推向了“文化自信”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他应该重视学习和运用丰富的历史传统。至于革命传统,它用“不要忘记你的首创精神”和“红色基因”来解释它的重要性和根本性质。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今天的国家治理制度是长期发展、逐步完善和内生演进的结果。在更加关注自己传统的同时,他们对外国经历保持了更平静的态度。他说我们应该消化吸收别人的好东西,在独立的立场上把它们变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我们不能把它们全部吞下去,也不能在邯郸学会走路。复制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不可行的,这将导致不服从,吸引老虎而不是反对狗,甚至摧毁国家的未来和命运。

国家治理主题和主线的变化充分说明,中国的改革没有完成,就只能进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时代,主要的社会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与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改革国家治理的任务将变得更加艰巨和必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改革解决了党和国家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在认识和改革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得到解决,新的问题会出现,系统将永远需要改进。因此,改革不可能一夜之间或一劳永逸地完成。”

威廉希尔

热门推荐 Related Posts